1978
錢旭紅,1962年出生于江蘇,長江學者、博士生導師、教授、“973”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
中國教育的核心問題 是要關注人的價值
中國教育的核心問題
是要關注人的價值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華東師范大學校長錢旭紅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錢旭紅
華東師范大學校長
高考改革要考慮人才培養 需兼顧文理平衡
高考改革要考慮人才培養
需兼顧文理平衡
陳志文:
我走訪了很多77、78級大學生,您恰好也是78級的應屆生。您怎么評價中國教育在改革開放40年中的發展?
錢旭紅:
改革開放40年來,各級各類教育都實現了大規模擴張。197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有1.55%,而2017年已經達到45.7%。現在,對于絕大部分學生來說,基本都有機會上大學,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另外,從經濟結構與競爭力上來講,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教育規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已經成為了教育大國,并正在向教育強國邁進。
陳志文:
您1978年考入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當時為什么選擇這所學校?您喜歡您的專業嗎?
錢旭紅:
考大學那年我16歲,高考前三個月,父母因歷史的經驗,不同意我考文科,于是只好改考理工科。1978年,我進入了華東化工學院的化工專業。做出這一選擇的理由,一是我化學成績比較好,二是四年后儀征要建化纖廠,父母認為是鐵飯碗。
我原本喜歡的是歷史、哲學等人文社科類學科,并不親近理工科,也沒想過我會做工科,更沒想到會做研究。我理想的大學專業是人文社科類。
今天回頭看,覺得父母的做法有他們的道理。第一,1978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一些人文社科與政治運動關聯度較高,年輕人把控不了自己,很容易走極端,甚至會被誤卷入到某一個浪潮中。第二,我們國家一部分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規范性存在某些缺陷,如果年輕人對理工科、自然科學不了解,直接進入人文社科領域,有可能會迷失自己,甚至學不到東西。
陳志文:
在此問題的基礎上,也請您談談高考改革中的學生選課問題,您如何評價新高考改革?
錢旭紅:
高考不僅是考試。給學生減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也必須考慮到人才的培養。高中階段的教育,要通過授課的形式教會學生運用邏輯思維的能力。我堅決反對文理分科,因為這非常不利于人才培養。我主張高中階段的課程中必須兼顧文理平衡,不能將兩者割裂開。學生可以選擇以文科為主,但必須要有一點理工科基礎;選擇以理工科為主的學生,要有一點人文基礎。
思考一下人們為何熱衷于并流行通識教育,對于我們思考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為培養文理兼通、自由并全面發展的人,要注意通識教育中的博雅。
我曾經重點推薦了四本書:第一本是《共產黨宣言》,可以讓學生知道勞動的偉大、勞動創造價值;第二本是《道德經》,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頗具世界意義的一部著作,書中的哲理和許多與科學相關的論述,在世界上得到了高度認同;第三本是《幾何原本》,所有學科的框架,都是平面幾何,了解了平面幾何,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人類文明的實質;第四本是《量子史話》,如果不懂量子理念,就很難理解人類的現代文明,就難以弄清楚人類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遷。
慨然接受新使命,澆灌華東師大的“幸福之花”
慨然接受新使命
澆灌華東師大的“幸福之花”
陳志文:
您先后經歷了華東理工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兩所高校,您如何評價兩者的不同?您覺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或者沖擊是什么?
錢旭紅:
對我來講沒有特別大的沖擊。雖然兩所學校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但對兩所學校環境的轉換,我接受起來還是非常容易的。
華東理工大學是一所非常強調執行力的高校。,我擔任校長期間,曾強烈大力推動華東理工大學參與國際認證,并成為了國內第一所通過國際工程教育認證(ABET)的大學。該校也是我的母校,除了在國外和在大連理工大學的歲月,我在該校斷斷續續度過了33年。該校化工類專業培養出的學生大多心細膽大、敢冒風險、敢于承擔,且具有很強的團隊意識。
華東師范大學的特點是多學科,是一所包含藝術和體育的真正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更是一所教育領先的大學。相對來講,人文社科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強項,當然理工也不弱。所以,比起華東理工大學,更強調價值、理念和人文關懷。
其實,每一位學生在讀大學期間都會打上本專業、本學科的烙印,并且會改變他或她的性格。一所大學不會只有一種性格。當一所大學里有多種性格存在時,就證明這所大學是健康的。如果一所大學只有一種性格,那就麻煩了。
說到挑戰,大家一般會認為,工科大學的校長對人文社科一點都不了解,怎么能當綜合性大學的校長呢?但其實,我對人文社科是很尊敬的,這幾年我寫的文章能得到大家的認可,和我高中階段對文科感興趣有很大關系。因為我是理工科出身,寫東西時文字很樸實、沒有浮華的詞藻,但是會更注重獨特的思想、清晰的主線、精確的表達、嚴密的邏輯。
陳志文:
您到華東師大當校長已經一年了,已熟悉了學校的環境,在學校下一步發展上您有什么想法?在未來,您希望把學校帶到哪里去?
錢旭紅:
一所大學必須要有愿景和使命。華東師大的愿景,就是分三步走,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在校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我推動了學校理念更新,確立和明晰華東師大肩負的三大使命,即育人使命、文明使命、發展使命。
第一是育人使命。華東師大是一所獨特的學校,以教育為特色。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老百姓仍然對教育有很多抱怨,黨和國家仍然對教育還很失望,即便那時華東師大所有的指標都在全國遙遙領先、名列國際前列,也不能算是成功。因為,華東師大、北師大這樣的大學,肩負著改變教育的責任,肩負著育人使命。
具體來說,就是要改變現在的育人模式,培養自由的、全面發展的人,要站在黨和國家的站位上,用專業的方法解決教育問題,解決千家萬戶的煩惱。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是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師范類院校的失敗。因此,這是我在華東師范大學要做的第一方面的事情。
第二是文明使命。關于文明,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狂妄自大,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文明在近代曾面臨逐步衰敗、,乃至可能消亡的危險。幾千年前,西方文明從東方文明中吸取了養料,才蓬勃發展了起來。但到了近現代,我們是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文明發展起來的。比如,現代大學的學院分布、知識體系,就是源自于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形成于三百年前的歐洲,之后在全世界發揚光大的。
接下來,我們如何才能對世界文明作出較大貢獻?在我看來,只有建立能夠走向世界的中國知識體系,才能使我們贏得真正的自信,也才真正能為世界作出貢獻。這是我們對世界文明作出較大貢獻的文明使命。
第三是發展使命。我們需要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發現新的工具和力量源泉。到目前為止,近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許多重要工具和動能都不是源自中國,比如發動機、蒸汽機、化石能源、核能等。今后,我們要創造能夠推進社會發展的新工具、新源泉。
比如生態,如果人類社會能夠很好地與生態相融相處,形成生態工業、生態產業,就能夠既實現工業目標,又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比如人工智能,智慧是人類社會的最大資源,中華民族是具有人類最高智商的群體之一,人工智能可以進一步跨越人口紅利,解放人類的智力資源,這也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新動力。再比如大數據,我國人口眾多,產生了的數據海量并多樣的數據,這就為我們開發用于發展的“數據能”(即大數據資源,猶如礦山資源,將成為發展的新動能)提供了可能。綜上所述,尋找新的發展工具和發展能量來源,就是我理解的發展使命。
陳志文:
那您準備用多長時間初步達到目標?
錢旭紅:
我希望用三年的時間建立起雛形,現在已經過去一年了,還有兩年。其實,這三大使命最后凝聚成一句話,就是我在華東師大提出的“幸福之花”的概念。“幸福之花”更多的是指對社會的關愛,是要為校園、為全社會提供幸福的解決方案,也是“愛在華東師大”的真正的詮釋。
就“幸福之花”的落地方面,我們目前主要聚焦五個領域,也可以說是華東師大“幸福之花”的五個“花瓣”。首先是“教育+”(Education Plus),即所有學科都要支撐教育,教育要輻射多個學科。這一方面涉及到學科之間的融合。比如,要思考如何把教育模式和腦科學相結合,如何把閑置的智力資源激活。另一方面也要強調實踐教育,包括雙創。沒有實踐,人是無法立起來的,教師要教給學生實踐技能。
另外四個領域是“生態+”,“智能+”,“國際+”,“健康+”。我們不求在所有領域都能完美,但要在這五大領域取得突破、取得明顯進展。
陳志文:
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華東師大這些年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成就?
錢旭紅:
在這里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上海洋山深水港自動化碼頭,被稱為全球最大的自動化集裝箱無人碼頭。華東師大在該項目中作出了重大貢獻。該碼頭負責決策的管理操作系統中,一些重要和關鍵性的算法和程序是由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完成的。
第二個是浦東機場。當時浦東機場在選址時,華東師大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提出利用灘涂資源,在潮灘上建設機場,大面積節省了耕地,另一方面另外也提出了九段沙種青引鳥的生態工程,很好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流高校”要解決民族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一流高校”要解決民族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陳志文:
“雙一流”是目前高等教育的熱門話題,您如何評價?對于“211”,“985”工程您又如何評價?
錢旭紅:
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講,“雙一流”是有積極作用的,包括“985”工程、“211”工程。這是國家重視教育的體現,也增加了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投入。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首先,論資排輩、看規模和級別的傾向明顯。第二,“雙一流”的評價標準有可能會把領導關懷和學術競爭力過多地融為一體,會導致一部分大學的積極性被削弱。第三,“雙一流”建設中,可能會出現高校重視科研的程度高于重視人才培養,這將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關于對“雙一流”評價,我認為有兩點要注意。第一,必須堅持第三方同行評價,第二,是問題導向的評價。能夠解決國家、民族、文明發展中重大問題的,才是一流高校,比如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國知識體系。
陳志文:
“雙一流”啟動后,全國掀起了一場人才大戰,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相關部委日前陸續啟動了各種人才評價方面的新政,比如“去四唯”,為什么我們在人才評價中會出現這些問題?
錢旭紅:
我覺得,高校出現“四唯”、人才大戰的問題,與政府的管的過多、過細有關。管理治理宏觀問題,政府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一走向微觀,就少有成功的。因為人才評價屬于專業領域,與各個學科專業的關系十分緊密,而對于政府來講,很難逐一了解。所以要破除這些問題,需要回歸到真正的學術專業評價上來,讓學術人員、學術市場自己進行評價,就會慢慢形成良性的規范。
陳志文:
學術誠信幾乎成了一個頑疾,各種造假或者不誠信屢禁不止,您認為根本原因是什么?又如何杜絕?
錢旭紅:
我認為,公平、誠信的學術風氣得到嚴格維護、大力推崇,學術不端的行為就會相對得到遏制;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在科研界,相對比較公平公正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懲治學術不端,應該從上到下嚴懲,殺一儆百,方能有所見效。
追尋教育理想,認認真真地再做一次校長
追尋教育理想
認認真真地再做一次校長
陳志文:
您這一次再出山當校長,原因是什么?
錢旭紅:
我自認為,對教育是很有情懷、有理念的,也希望有點兒擔當。我爺爺、父母是教師,我也從事教育工作,我女兒也是教師。
我認為,教育是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如果教育做不好,其它都免談。日本和德國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其社會變革、起飛和國家發展中,教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如今,我國制造業中碰到的問題,實際上是教育的問題。我們發展出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教育,所以,我們是經濟大國,規模世界第二,但不是強國。只有合適的教育模式,才能推動國家的發展,改進我們的文明,使得我們真正能夠在精神上強起來。
另外,我愿意為華東師大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從1986年至今,我一直在做學術與當干部之間多次切換。2004年,離開學術一線,我調回華東理工大學,做了11年校長,2015年又開始做學術。從華東理工大學行政崗位退下的原因是,我認為,在華東理工大學,我已經改變了能改變的,剩下的是我改變不了的,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華東師范大學給了我新的使命,讓我有了新的興趣,我愿意認認真真地再做一次校長。
陳志文:
從您角度來看,什么樣的人可以成為一名校長,或者說一名校長要具有什么樣的素養或者能力?
錢旭紅:
大學必須要有多科性的支撐。因此作為一名大學校長,首先要文理兼通,要具有與大學精神相吻合的知識背景。具備綜合性素質和能力的人,才容易寬容,對社會和大眾才有大愛。其次要謙卑,不同領域都有各自的高峰,也有各自獨特的存在價值,懂得謙卑的人才不會肆意妄為。
陳志文:
您做了十一年的校長,中間也曾回歸過科研,您對教育有哪些認知與理解?
錢旭紅:
我在華東理工大學的時候,組織參加過一次國際高等工程教育論證。因為當時我們國家還沒有加入《華盛頓協議》,華東理工大學在參加國際論證時面臨著很大的困難,但最后國際上對我們的評價極高,。也成為擁有了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通過美國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認證的專業。這是因為我很快把握住了其論證的要點,其中有句話很重要:以學生能力的達成為中心。
經歷了這件事情后,我逐漸明白了華東理工大學的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教育應該怎么做。我國現有的教育模式,不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最典型的一個問題是不重視實踐教育,尤其是師范院校或者人文類專業。若想改變這一點,就應該讓學生直接接觸社會,在實踐中進行體驗。
陳志文:
您認為中國教育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錢旭紅:
教育的核心是讓每個人發現自己真正的價值,應該讓每個人清楚自己不僅是社會和家庭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和家庭的目標、價值所在。我們現在過多的強調工具性,追求的只是如何謀生、如何輝煌,功利性太強,而忽略了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因此,中國教育目前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缺乏對人的全面而正確認識。所以,錢學森之問的產生,就不足為奇。馬克思所強調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尤為重要,具有現實針對性。
陳志文:
那么,該如何解決呢?
錢旭紅:
我認為,首先要培養好的教師,要把思維的訓練、精神的提升、能力的達成,放在教學的重要位置上。在教育的過程中,知識一定是最基礎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于重視知識,而且傳授知識的模式又非常僵化,導致教育很難達到思維、精神的層面,也忽視了能力層面。
然而,教育只有達到思維、精神的層面,才能促使人主動思考一些問題;有了能力的倍增,才能改變自己、改變世界。例如,我將來靠什么安身立命?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樣的價值?如果教育只是把人當成留聲機、磁帶一樣不停的灌輸,最后出來的只能是可以替代的工具而已。
陳志文:
您認為我們的人才或者教育應該怎么升級?
錢旭紅:
首先,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應該把探究式學習作為最基本的方法,中小學階段要推廣探究式學習,大學階段應該以研究型學習為主。在這一方面,我們太缺乏了。很大程度上,我們的教育只把學生當成一名被教育的對象,而忽略了學生作為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需要改變的。將來,我們的社會也會從“學習型社會”走向“研究型社會”。
陳志文:
您認為,哪個國家或哪種教育可以作為標準參照呢?英美教育大多都提倡探究式學習,尤其中小學。最近幾年教育圈流行的術語特別多,比如最時髦的專家已經不講英美教育了,講的是芬蘭教育,這兩年又開始講未來教育等等,讓人眼花繚亂,您怎么看這些概念?
錢旭紅:
對于這些概念,我認為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選取不同的詞匯。在大學教育中,我比較強調德國的洪堡模式。洪堡第一次把研究引入到大學教育中,開始強調研究的重要性。所謂研究,是一種實踐形式,是通過實驗、實習、實踐、實證的過程不停地進行提煉,并且發現真理、發現自我的方式。一個社會或者一所大學,如果要有競爭力,就必須把探索和創造與學習結合在一起,引人入勝、激發興趣。至于所形成的教育理念采用什么名稱或者什么方法,因人而異。
我不是個強人 但我尊重規律
我不是個強人 但我尊重規律
陳志文:
您是一個強人嗎?您覺得自己您的優點是什么?
錢旭紅:
我不是強人,但我是尊重規律的人。在我的學習生涯中,從文科改成理工科,又在不停地轉專業,這些經歷讓我的適應力、學習力變強,理解了什么是道法自然,敬佩超能善成。
陳志文:
您覺得父母給您帶來了什么?
錢旭紅:
談起家庭和父母對我的影響,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我父母都是師范學校畢業的,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得到了潛移默化的教育,也偷偷看了不少父母的藏書。
第二個方面,家族流傳下來的《錢氏家訓》讓我受益匪淺。家訓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句話是“小人固當遠,斷不可顯為仇敵;君子固當親,亦不可曲為附和”。除此之外,家訓關于如何看待利益的論述也讓我印象深刻。凡事,如果只涉及自己的利益,可以不在乎,但如果涉及國家、民眾的利益,那就必須要爭奪。
陳志文:
我覺得您是一個獨立思考或者說思維能力特別強的人,現在國內特別流行思維培養,尤其是批判性思維,您覺得這是培養出來的嗎?
錢旭紅:
思維能力某些人是天生就有些基礎的,但大多并主要是后天影響,即受到了家庭氛圍和外界文化氛圍的影響。對于先天的部分,有一種術語叫表觀遺傳學,就是當人一直處在某種氛圍環境中時,基因會被暫時的修飾改變,由此誕生的后代的意識也可能發生相應改變。
當然,必須強調,思維能力更是可以后天培養出來的、并主要由后天決定。比如,在物理學習時,針對同一個物理現象,如果鼓勵學生看三個不同觀點的書,他就會跟別人完全不一樣,就會提出疑問了。在之前的教學中,我們往往告訴學生只有一個真理、唯一的真理,久而久之,學生就不提疑問、沒有疑問了,好奇心和創造力也就隨之消失。只有讓學生接觸和不同的觀點接觸,思維自然就會變得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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